华西情报,解放晚报

2019-09-20 20:49 来源:未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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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“五四”青年节。在这个因为“黄金周”而被许多人忽视的节日里,我们向大家讲述一位在贵州山区支教的青年志愿者的故事。从东部到西部,从上海到贵州,没有轰轰烈烈的语言,只有平平淡淡的小事。在一年的光阴中,脱去了浮躁,放下了功利,他在西部农村感受到了生命的丰富与厚实。 “一位长者曾对我说:‘人生没有浪费的经历,特别是年轻人。’支教是‘双赢’的,但志愿者赢得的,不是荣誉,不是待遇,而是阅历,是成熟,是感动。” 到贵阳市息烽县九庄镇时,已是傍晚七点多,太阳还低垂在天边。而东部的上海,此时早已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。听说记者来采访,杨朕宇从学校赶来。格子衬衫,深蓝毛背心,晒得黑红的脸庞,举手投足间流露着稳重和成熟。一年前的此时,他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,而现在,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九庄镇乌江复旦学校的教师。在贵州支教的近一年时间里,有太多的事、太多的感受,冲击着他,丰富着他,改变着他……25岁的他,第一次体会到,在繁华的上海之外,还有另一片天空需要关注。去年8月中旬的一天,杨朕宇无意中看到学校招募首届贵州研究生支教队、赴乌江复旦学校支教一年的消息。仅思考了一天,他便成了全校第一个报名者。面试、体检,他很快就被录取了。家人和朋友大为不解:如果为了通过“支教”免试攻读博士学位,上个学期他就有这样的机会。如果是为了体验生活,参加三到四周的暑期实践也就够了,何必要到西部浪费一年光阴?况且,杨朕宇正在一家报社实习,很有希望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。“那究竟是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?”记者对杨朕宇的动机很好奇。“一位长者曾对我说:‘人生没有浪费的经历,特别是年轻人。’对于选择支教,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,就是想让自己的青春经历更多一些,更有意义。正好乌江复旦学校是复旦大学支持西部建设的全新项目,我对这个项目和未知的支教生活充满了新鲜感。”说起成长经历,杨朕宇可谓一帆风顺。学习成绩一贯优异,从初中开始就一路直升。在复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时,他又得到了一次赴加拿大交流学习的机会。一路走来,成功围绕着他,幸运伴随着他,视野所及也多是光明和辉煌。但是,就在报社实习的那段时间里,杨朕宇第一次接触到贫穷和落后。到一些不发达地区采访,让足不出“沪”的他,深深感受到中西部在发展进程中的艰难与窘迫,看到东西部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。25岁的他,第一次体会到,在繁华的上海之外,还有另一片天空需要关注。“与其空怀理想主义情结,或停留在网络上发那些愤世嫉俗的帖子,还不如彻底‘换个位’,真正走进西部,走进农村,去了解真实的西部、真实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子,并且为那里的人们做点什么。”于是,带着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豪情,带着抛却功利与浮躁的淡定,杨朕宇和他的伙伴踏上了远赴贵阳的列车。临别前,妈妈拉着杨朕宇的手千叮万嘱。虽然不是第一次出远门,但面对眼里含着泪花、依依不舍的母亲,杨朕宇第一次留下了眼泪。一路上,列车横穿过中国的中西部,车窗外闪过一些农村落后的景象。杨朕宇想像着贵州的情形,忽然有了一丝后怕: “我开始希望时间能走得快一些,盼着一年支教时间能早点结束。”闹了一连串纯朴可爱的笑话之后,他们开始了在九庄镇的全新生活。九庄镇,因怀抱着九座小山包而得名,是贵州省百个贫困乡镇之一。当年红军渡过乌江天险后曾在此与敌人激战,牺牲的百余名红军战士就长眠在这个镇的红军山上。“上海来了两个小老师。”消息传来,从未见过支教者的乌江复旦学校的师生们有几分欣喜,也有颇多怀疑。校长王毅的问号是,“他们来支教会不会只是走一个形式,能不能认真负责地担当起教师的职责?” 更多老师怀疑的是:城里人到农村来能不能习惯?尤其是两个80后独生子女,在这里怎么生存?九庄镇很快给了杨朕宇一个“下马威”。住在寝室,一个深夜,老鼠吱吱叫。杨朕宇惊得跳了起来,“求救”电话打给了学校的值班老师,惹得老师哈哈大笑。第二天,小杨红着脸说:“我只在书上和电视里见过老鼠。”这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。第一次坐上摩托车的后座,飞驰在山间小路上,听身边的草木呼呼退去,一路颠簸让杨朕宇心惊肉跳,两手死死抓住把手,下了车后还是半天缓不过神来。这个故事又不胫而走,成为学校老师的笑谈。闹了一连串纯朴可爱的笑话之后,杨朕宇和同伴陈哲开始了在九庄镇的全新生活。这里没有像复旦那样舒适卫生的食堂。一日三餐都要自己打理,两个大男生不得不早起买菜,一边买,一边问当地人:“这菜怎么做?”回去就在厨房操练起来。这里没有像上海那样灯火闪烁的夜生活。镇上只有两条街,开着零星几家铺子。一到晚上,街上一片寂寥,只有两边稻田里传来阵阵蛙声。杨朕宇他们或在屋里埋头备课,或在教室里陪伴学生晚自习。第一次,他目睹了城乡之间活生生的教育差距,“上海与贵州之间,横亘着的,岂止是1000多公里?”让初来乍到的杨朕宇内心震撼的是,农村的教育仍在贫穷中孱弱地叹息着。“记得开学第一天,我走进教室,推门一看,妈呀,教室里黑压压一片。一数,足有70个学生。不要说什么‘小班教育’,10年前我在上海念初中,一个班最多也只有50多人。”杨朕宇才明白,这里总是缺老师,为了削减班级数量,就把学生都聚在一块儿上课了。缺师资,使得在这里教书的老师,需要“全面发展”,随时能扮演“救火队员”的角色。“我是教英语的,但有一次,教导主任告诉我,因为缺语文老师,就安排我教初二语文。但没过几天,又得知初三更缺英语老师,我又被通知立即转岗。”这里的学生学习基础之差,也给杨朕宇浇了一盆冷水。这是他第一天给学生上英语课的情景。用于开场白的一句“Stand up”(起立)、“Open your books please”(请打开书),竟然用了他整整一堂课的时间。默写英语单词,班级里只有两三个同学能够做对半数以上。学生们说,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训练。另一位支教的志愿者陈哲负责教初二数学。“记得第一次单元测验,我批第一张卷子,43分。这么差,我气坏了。而当我一张张批下去时却发现,没有一张卷子是超过43分的。最低分竟然只有2分。”和当地一些老师交流时,杨朕宇得知,在这里,很多初三班级往往只有寥寥几人有实力参加中考,而最终考取本科、大专的学生更是少而又少。第一次,杨朕宇目睹了城乡之间活生生的教育差距,“上海与贵州之间,横亘着的,岂止是1000多公里?”“没来时,我们总觉得自己是个救世主,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,恨不得马上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。但是,当你发现你自认为精彩的内容,换来的只是学生木然的表情时,就有点手足无措了。”然而,杨朕宇很快认识到,热情在现实面前要回归理性,改变并非如想像中那样,一朝一夕就能发生。虽然志愿者的作用是有限的,但是志愿者的精神却必须时刻保有、不能丢弃。“既然来了,就要踏踏实实地上课,为孩子们当一个好老师。”采访杨朕宇那天,正逢他一连上了5节课。尽管疲累,他仍然神采飞扬,嗓音洪亮。讲台上,他非常有激情,还不断地向学生提问。课堂里的气氛很活跃,听课的王校长连声赞叹说,“杨老师很敬业。”在上海,6元钱只能买一碗盖浇饭,但在这里就是一笔“巨款”!杨朕宇为之心头一酸……杨朕宇一直被这令人震撼的“差距”困扰着。他很想走近学生,走进农家去解开心头的一串串疑问。第一次他去找学生谈心时,走进学生宿舍,只见24名住校生挤在一个阴暗且散发着霉味的房间。不少孩子没有床,只能打地铺;有幸分到床位的学生,也是两人挤一张床。没有脸盆架,没有柜子,生活用品只能堆放在床下,洗澡更是奢望。一次,杨朕宇为学生选了一本6元钱的参考书。课后,一个学生跟着他怯生生地说,“老师,能不能下周给钱?我住校,家里每周给我4块钱生活费,我还要用来吃饭。”杨朕宇心头一酸:在上海,6元钱只能买一碗盖浇饭,但在这里就是一笔“巨款”!在九庄镇,每学期开学之初,教师们都有一个特殊任务:两个人一组,骑着摩托车,到大山深处的辍学学生家中,劝学生重新回到学校。就是在“追学生”和一次次家访的过程中,杨朕宇开始明白了“差距”因何而来,开始对在贫穷中渴望读书的孩子有了真切的认识。“一个原来成绩很好的初三学生突然辍学,我们走访后才知道,他父亲得了癌症,欠下三四万元的债。一想到考上高中后每年要1千多元的学费,这家人感到还不如趁早让孩子去打工还债。一个很有希望考上高中的孩子就这样辍学了。”“一个叫涂丽的初三女生,成绩优异。父亲去年因中风失去了劳动力,全家就靠母亲一个人耕种那7分田糊口。家里每天连饭都吃不饱,还要向亲戚们求助。女孩连一顿5毛钱的咸菜都舍不得买,从家里带豆子和辣椒就饭吃。但是,她妈妈还是坚持要让女儿读书。”“一个叫罗亚莉的学生,家距学校只有两公里。可是一到下雨天她就会迟到,我怎么也不理解,还叫她早点起床。一次下雨天我去她家,才知道那条上学的路,一到雨天就成烂泥浆,一脚踩下去就陷到一尺多深的泥坑里,拔出来时是一鞋子的烂泥。” 这双烂泥糊成的皮鞋,至今被杨朕宇珍藏着。“对于我们出生在城市的孩子来说,衣食无忧,每天除了读书,其他什么也不用干,那是何等的幸福?而这里的孩子,放学后要放牛、种田、做饭、带弟弟妹妹,从小就要分担繁重的家务,担忧自己的学费,更谈不上读报、看电视、上网,又怎能苛求他们像城市孩子那样具有丰富的知识面呢?”杨朕宇深深感叹道。他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。这里的改变,需要一代代志愿者不断的努力。在一次次的感慨之中,生命因为体验了别人的苦难而开始变得丰富厚实。杨朕宇琢磨着能为九庄镇,为乌江复旦学校,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。“首先要让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这里。”经过调查,杨朕宇发现乌江复旦学校1500多名在校学生,有55%来自人均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贫困家庭,30%来自人均年收入625元以下的特困家庭。为此,杨朕宇向复旦大学提议:为这里的孩子设立助学金。去年寒假,趁回上海休假的半个月里,他向复旦大学有关部门作了汇报。学校同意在乌江复旦学校设立“长征助学计划”,将资助70位优秀学生完成学业。复旦新闻学院也设立了为期4年的“好学力行奖学金”,以奖励成绩优异的贫困学生。此外,杨朕宇还四处奔波,为乌江复旦学校争取更多的资助。他联系到了更多人,向学校捐赠了一批体育器材和乐器,为学校组建鼓号队。他的举动,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朋友。一次,两三个朋友请杨朕宇吃饭,一出手就是百来元。他忍不住感慨:“贵州的孩子5元钱可以过一周,我们一顿就吃掉了他们大半年的生活费啊!”朋友们被他的肺腑之言深深感动。有的朋友主动提出要资助一个贫困生上高中的学费,有的朋友则表示设立奖学金。架起沟通东西部的桥梁,显然仅靠外界的帮助是不够的。为此,杨朕宇还试图打开当地孩子的视野,让他们拥有更自信的心灵和更宽阔的视角。去年年底,他让女友从上海托运来了一棵3米高的圣诞树,举办了小镇历史上的第一次圣诞晚会。那一天,在杨朕宇的鼓励下,那些拘束内向的农家孩子变得活泼起来。有的跳起了健美操,有的跳起了电视里看到的街舞,有的放开嗓子用英语朗诵诗歌……平时害羞的农家孩子们释放出了热情和自信,活力四射的表演,让杨朕宇差点以为回到了上海。“支教是‘双赢’的,但志愿者赢得的,不是荣誉,不是待遇,而是阅历,是成熟,是感动。”今年春节,杨朕宇是在九庄镇度过的。除夕晚上,盛情难却,他到三个学生的家里吃了三顿年夜饭。独自走在从一家赶到另一家的山路上,他没有感到孤独,而是觉得自己被幸福包围着。如今,随着结束支教的日子一天天临近,杨朕宇越来越不舍这里:“窗外满山遍野的油菜花谢了,我知道回上海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现在,我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,再慢一点。这里的改变,需要一代代的志愿者不断地努力,我希望我是一个好的开始。”

“支教是‘双赢’,但志愿者赢得的,不是荣誉,不是待遇,而是阅历与成熟。比如,结合我未来的职业规划——媒体从业者或公务员,了解西部,了解基层,了解农村,会让我视角广阔,为将来的工作带来更成熟更深入的思考” “西部,不仅是舞台,更是课堂”仅仅十几天,我的人生轨迹就发生巨大变化8月中旬,在校园游逛,无意看到学校招募第一届贵州研究生支教队、赴贵阳市息烽县乌江复旦学校支教一年的通知。仅仅思考了一天,我便成了全校第一个报名者。8月27日,通过面试、体检,我被录取。8月29日,我踏上远赴贵阳的列车……短短十几天,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家人和朋友大惑不解:——如果为了免试攻读更高学位,我在上个学期就有竞争硕博连读的机会。——如果是为了体验生活,参加三至四周的暑期实践也就足够,何必到西部“浪费”一年光阴?要知道,明年我就该研究生毕业,足以让我在上海找到一份稳定工作,生活安逸。究竟为什么?我承认,选择有冲动成分——乌江复旦学校是复旦支持西部建设的全新项目,我对目的地和未来一年的工作生活一无所知。出发前,我心中满是问号。列车经过江西、湖南等地,看到一些农村的落后景象,我不住问自己:还会更差吗?但是,我并不认为决定只是不成熟的冲动。选择支教,就是想让自己的青春更有意义。我的成长经历比较顺利。从初中开始,就一路“直升”,人们戏言人生要经过几大考试——中考、高考、考研,我都绕过去了;在复旦,又得到国外学习机会。一路走来,看到更多的,是安逸,是发展,是先进。然而,报名前的近半年,我在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实习,使我有机会到安徽巢湖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采访,让足不出“沪”的我,感受到中西部在发展进程中的艰难与窘迫;看到东西部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;体验到基层做事那种合情但不一定合理合法的尴尬与无奈……25岁的我,第一次体会到,在繁华的上海之外,中国还有另一片天空需要关注。我多少有些理想主义色彩。金钱和个人发展确实很重要,但这些不应该是人生的全部。一位长者曾对我说:“人生没有浪费的经历,特别是年轻人。”我越来越渴望去了解真实的西部、真实的农村,多一点换位思考,而不是停留在网络上愤世嫉俗。我也希望力所能及,共享那片土地的深情与悲怆。正如一句老生常谈——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。我不避讳,支教是“双赢”,但志愿者赢得的,不是荣誉与待遇,而是阅历与成熟。比如,结合我未来的职业规划——媒体从业者或公务员,了解西部、了解基层、了解农村,会让我视角广阔,为我将来的工作带来更成熟和深入的思考。西部,不仅是舞台,更是一个课堂。在复旦校园,志愿服务有良好的氛围,置身其中,可能不经意间,我已被感染。乌江复旦学校的落成,源于百年校庆时,复旦回馈社会、延续爱心的想法。我非常认同,市场经济注重效益和竞争,但社会同样需要爱心和互助。人做一辈子好事很难,但至少可以把一年、两年的事做好。平衡理想与现实,支教一年,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一年,并不能使乌江的孩子改变太多。正如一句广告词:“我选择,我喜欢。”我希望,在“读万卷书”后,去“行万里路”;趁着年轻,去磨砺自己,从而更加珍惜拥有;用一段时间放下浮躁与功利,去重新思索和定位人生,并在西部留下一份纯粹。所以,我来了……在上海,6元只是一顿盖浇饭或一瓶可乐,但在西部,却是孩子一周的生活费,甚至是一笔“巨款”不知不觉,已在贵州农村近两个月。听说息烽县近两年才摘掉贫困县帽子,不过县城和九庄镇并非想象的那样落后。其实,贫困县、贫困地区(会有地区差异)并不一定意味着一贫如洗、与世隔绝。这里有电视机、电话、小商店……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并不难。但是,你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贫困对生活、对人的尊严的践踏,有时甚至令人窒息。班上的小韦是个调皮鬼,感冒刚好又在走廊上与同学追逐嬉戏。“天冷了,怎么不穿袜子,怪不得经常感冒。”我责备他。“老师,我没有袜子。”小韦害羞地回答。那一刹那,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。第一次找学生谈心,只见24名住校生同挤在一个阴暗而有霉味的房间。不少孩子没有床,只能打地铺;有幸分到床位的学生,往往两人挤一张床。没有脸盆架,没有柜子,生活用品只能堆放在床下,洗澡更是奢望。而去年此时,我在加拿大交流学习时,拥有独立房间,舒适的床,网络,24小时热水,设备齐全的厨房,还有工人定时打扫。一年之间,天壤之别。我知道学生家境不好,在为九(4)班挑选与课本配套的《同步训练》时,反复比较性价比,选了一本6元的。我问:“愿意订的同学请举手”50多人的班级,只有10来只手迟疑地举起。“请周四把钱交齐,我争取周五前发书。”我刚离开,发现订书的小郑一直跟着我,欲言又止。“老师,我能不能下周给钱?”小郑怯生生地问。“可以啊,不过为什么呢?”“我住校,家里每周给我4块钱生活费,我还要用来吃饭。”我有些酸楚,像是打破了五味瓶。在上海,6元只是一顿盖浇饭或一瓶可乐,但在西部,对不少孩子却是一周的生活费,甚至是一笔“巨款”!在这里,不少孩子没钱乘车,每次走几个小时才能回家。而在加拿大,凭借学生证可免费乘坐公交车;在这里,不少孩子需要“兼职”:放学后,要放牛、做农活,替父母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;……东部与西部,上海与贵州,横亘着的,岂只是1000多公里?有时仿佛比上海与纽约间的距离还遥不可及。西部农村太需要我们去关注并改变了!如果说,农村教育落后是不重视教育,那绝对是假话。在农村,你很容易感受到“再穷不能穷教育”。到贵阳的第一天,县教育局一位老师说,并不是所有农村学校都建设得很好,但农村最好的房子一般都是学校。从贵阳市颠簸到息烽县,再到九庄镇的五六个小时,一路看到连绵的大山旁有不少学校,果真如此:虽然校舍只是简约的三层或四层楼房,但对比周围灰蒙蒙的泥房甚至草房,确实醒目。但是,在有限的经济实力下,农村教育举步维艰。第一次进教室,推门一看,我的妈呀,教室里黑压压一片。一数,足有70多人。不说国外的小班教育,即使10年前我在上海念初中,一个班最多50人左右。因为缺少老师,当地不得不扩大班级人数,来减少班级数量,人数最多的班级,有近90人!在农村教书,需要“全面发展”,并随时做好“救火队员”的准备。开学第一周,因为缺不少老师,全校编排的都是临时课表,第一天甚至都没法正常上课。教导主任告诉我,因为缺语文老师,安排我教初二语文。但没过几天,又通知我初三更缺英语老师,我得立即转岗。数学组的向军老师告诉我,乌江复旦学校缺少师资的情况算是轻的,他以前在另一个学校任教,因为没有老师,他本人同时“涉猎”数学、历史、政治、地理、音乐、美术好几门课。刚开始,面对从没离开过大山的孩子,我总希望自己像个救世主,不断打开他们的思路和视野,恨不得一口气把我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他们。但是,当发现你自认为精彩的信息,换来的只是学生木然的表情;当即使像姚明、刘翔这样的明星,对他们也像陌生人一样闻所未闻;当发现他们不知道洒水车为何物时,你不得不感叹农村信息的闭塞。这里的学校,没有报纸,没有电视,网络更无从谈起,怎能苛求农村孩子像城市孩子那样具有丰富的知识面呢?只有一样东西是“平等”的——就是中考,他们将和城市学生使用同一张试卷。这究竟是平等还是不平等?不了解农民的人,不了解西部的人,不会了解中国。才来贵州两个月,已经有太多的事、太多的感受,冲击着我,丰富着我,修正着我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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